原标题：陈思思：为痛者献歌
陈思思：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次全国文代会代表，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副团长
这是一个很小的舞台。
海拔4000多米的稀薄空气挤压着肺，每走一步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被放大的肌肉酸痛，每一口氧气都能让萎靡的细胞愉悦。
阳光毫无遮挡地倾倒在守哨战士的脸上，从远处看去，那黝黑的脸只分得清眼白，嘴唇被连年的山风刮出几道“沟壑”，脸上干裂的皮肤随时会被寒风卷起一道尘暴。这还不是极寒的时候。
陈思思和其他火箭军文工团的艺术家们体验着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上山之前吃掉的红景天仿佛只是安慰剂。
整座山里只有这一个哨班的人，就算是接待总部下来的慰问团，哨位上依然不得有空缺，孤零零的哨位后面也许是座弹药库，战士们一待就是几年，每个陌生人的到来都足以让他们兴奋。
哨兵粗糙的手扶住枪托，从头到脚一动不动，面前都是他要称呼“首长”的人，但令行禁止，他站得笔直。观众只有他一个人，他沉默无声，只能用一个战士最高的回赠—提枪礼向艺术家们致敬。“脸上有水痕，眼睛涨红”，陈思思知道他的内心起着波澜。
每一年陈思思都会到基层去，像这样的哨所，来回一次的行程就是20多天，交通工具也根据当地的情况而有所区别，“有时坐火车，有时换汽车，最后一段还要徒步爬山。”
“很多时候我们的观众就像这样，只有一个战士。”陈思思有些动容，但克制。
这样的舞台却也不小。
在大山里在戈壁中，陈思思看到的多是十八九岁的年轻战士，经受风吹日晒、酷暑严寒、蚊虫侵扰，还有高原上永远蒸不熟的馒头……每个哨所都有自己不可名状的苦。她知道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战士只会站岗，社会对退伍军人就业设下了厚重的壁垒，他们与部队外的社会远说不上亲近。“每个坚守下来的军人不是靠着馒头或者战备粮，而是靠着某些信念在支撑，而他们的信念并不被广泛理解和接受，被误读或扭曲的情况很多。”
陈思思的工作说简单也简单，歌唱罢了，说难也难，唱出尊重而非惋惜，且要令人振奋。
“军人没有个性，但有血性。”她知道，军人的家国情怀是即使离开了军营也丢不掉的，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如果不是一名军人，可能还在父母的庇护下伸手要吃喝，但如果十八九岁就在大山里与寂寞相守，内心要承担多少情怀，这是部队给予他们的成熟。
“在历练打磨之后，人生会更加有底气。媒体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描写军人情怀的报道可能还不足以把真实的艰难困苦表达出来，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是不能说的。所以说军人神秘也好，隐忍也好，这是你作为一名军人的使命，你可以很骄傲和自豪，因为你的人生没有那么苍白也没有那么简单。”
精神的馒头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八级强震，陈思思所在的火箭军文工团演出小分队于15日抵达灾区，为抗灾第一线的战士和灾区百姓做慰问演出，堰塞湖的堤坝随时可能垮塌。
“天一直在下雨，我们带着口罩，每向前踏一步，都有血水溅出来，当时北川中学的景象何其惨烈，大钟倒在地上，余震不断，抗灾的战士告诉我们，发生了山体整体滑坡，所有车辆和人都埋在了地底下。”
陈思思一行住在八人一间的帐篷里，条件较抗灾战士已经好太多。地上搭两块木板子，帐篷便架了起来，某个学校操场的空地上拱起了一排排这样的简易帐篷。
由于随时可能发生余震，震区的战士、百姓都要接受一个训练——迅速滚到床底，这个动作关键时刻可以保命，每个人都不例外。
雨水的冲压让帐篷顶垂下来一个“水包”，悬在睡帐篷外侧的陈思思头顶，半夜，水包终于承不住重量垮掉，积水混着雨水兜头淋了下来，出了好大动静，众人紧忙翻下床躲避，以为来了地震。在之后一段水供给严重短缺，连洗脸都是奢望的日子里，她回忆起这慷慨雨水，哭笑不得。
几千人的流水饭，一滴滴引来的水，地上陈列的尸体，母亲的哭喊，孩子的恐惧……所有场景都在记忆里挥之不去。
一个母亲抱着不到一岁的孩子跟陈思思说，他们来了就带来了希望。灾区的人们，看过了各式人间惨剧，看过了人性的光辉与冷漠，在极端残酷的精神、肉体生存环境里，惟一能够仰赖的就只有那一点希望，那一点向上、重归家园的信念。若之前没亲历过这些生死苦难的时刻，她不敢说自己可以像现在这样理解信念的力量。
1998年，湖南益阳沅江发洪水，陈思思去抗洪一线进行慰问演出，在那里她遇到一对被解放军战士救下的姐弟，“他们的父母被冲走了，两个孩子被救下来的时候，坐在脸盆里面，虽然还有一个爷爷健在，但年事已高，相当于没有劳动力了，听到他们的哭我特别揪心。”陈思思决定资助他们，直至他们完成学业。其间，因为当地政府考虑孩子青春期不便过度曝光，她逐渐减少了去看望这对姐弟的次数，后来慢慢失去了联系。
前不久这对姐弟通过各种方式找到陈思思，姐姐已经有了孩子，弟弟从部队复员开了一家汽修厂，十几年中陈思思的动向他们都有关注和记录。
“他们一直还记着我的帮助，我的内心是很感动的。如果有能力就尽量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当然你付出了时间、精力，但是这些人因为你的善举发生了人生轨迹的改变，你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同样的大灾慰问演出在不同年份不同地点上演着，民歌歌唱家和军人的身份给了陈思思双倍的职业道德约束，也压下了不止一重生命的重量。为生命献歌的时候她不仅是位歌者，一次次接近生死较量的现场让她更能体会痛者之痛，她知道如果仅仅用同情去拥抱，收获的可能只是乏味和痛苦，理解和尊重是经历赋予她的一笔可以传承的财富。
陈思思逐步开始了自己的公益探索：捐建几所思思希望小学、持续资助灾区遗孤、关注留守儿童的精神呵护……从硬件捐助到软件捐助，从身体力行到公共倡导，循着既有的价值观，去思考、观察、感悟。
“不是我们每次送一些生活用品、学业用品给这些留守的孩子，给他们表演一台晚会节目就够了，”她觉得还要有长效的机制，在孩子的精神引导、美育的补充方面给予关注。
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在陈思思看来是一种精神的富裕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身体力行，在更大的平台上去呼吁更多关注，便是她对目前阶段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之批注。
续演传统
上世纪90年代，大量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涌现，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不断碰撞，传统的民歌与现代时尚的流行元素结合，诞生了更贴合市场的“新民歌”。陈思思1995年于湖南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即被资深音乐制作人吴颂今看重，以一曲《情哥哥去南方》成名，也成为第一个签约唱片公司走新民歌路线的歌手。
“以前大家看民歌都是在电视、晚会上，我最开始唱民歌就是出唱片，更接近市场也更了解听众，所以我会对新民歌有不断的思考，更多地从听者的角度来感悟我的视野，感悟我的音乐风格。”
1999年陈思思参加中国茶文化交流节，在人民大会堂献唱了一首自己的主打歌《中国茶》，受到当时二炮(注：即现在的火箭军)文工团首长的关注，被特招入伍。
成为军旅歌手，在部队里历练、成长，她的歌曲风格从轻歌曼舞转向主旋律舞台上的大气恢弘，像《祖国你在我心上》《中国梦》《不忘初心》等等。青春期的自我、奔放，不得不受到束缚，她感受到的、听到的，更多是一种家国情怀，是责任担当。
不仅兼顾音乐艺术的表达，还要传达时代的主旋律声音，可以说是主旋律歌手应尽的一种责任。在审美愈发多元化的今天，民歌与年轻一代渐行渐远，如何才能阻止民歌这种民间文化的艺术集成慢慢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呢?
“既要有坚守，还要有创新，我每年都会到全国的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对比如苗歌、古歌、即将失传的一些非遗艺术品种原音采样。”
陈思思曾经到贵州拜访一位认识经年的民间艺人，老人80多岁，一生多数时间都在走村串寨，最后吃不起饭沿街乞讨，但是老人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收集整理了几百首苗歌。前些年，老人去世，当地乡政府把他的原音采样进行了收集整理。
老人将苗歌视为珍宝的收编行为让陈思思深受触动，民歌需要传承，这种没有捷径的抢救性积累在她看来是一种责任，也应是自己的兴趣和志向，于是每一年的收集采风成为传统。
“所好惟秦声、罗、弋，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说的正是昆曲作为雅部的代表，由盛转衰之势。18世纪清乾隆嘉庆时期，昆弋腔日益宫廷化而越来越远离时代，虽也有唱腔本身过于刻板等问题，但实际反应的是昆曲与时代发展和观众审美之间的错位。民歌同理，若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要向符合时代要求的通俗化、简易化方向发展，寻求更灵活、更具表现力的形式。
另一方面，作为新民歌的倡导者，陈思思进行了很多大胆的尝试和突破，在传统民歌的基础之上，融入更多流行唱法和时尚的音乐元素，比如rap、R&B等，“实际上，网络歌曲里面的很多音乐元素也来源于少数民族的山歌和当地的一些民俗歌曲，这种相互融合的风格，年轻人可能更爱听。”
创新总是伴随着关注和争议。陈思思1994年发行的《情哥哥去南方》专辑实际上就是一个新民歌专辑，当时新民歌的典型代表北有《纤夫的爱》南有《情哥哥去南方》，很多人质疑新民歌的属性：这是民歌吗?民歌能这么唱吗?
随着新民歌的不断完善发展，“到现在来说，几乎所有我们业界的专家老师，还有我们这么多同行，他们都知道，新民歌的时尚性、音乐风格走向是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也符合现在时代趋势的，也能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喜欢民歌，所以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按照新民歌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和演绎。”
所谓创新并非丢弃精髓，新民歌终究是建立在传统民歌基础之上的，只是从词曲创作，到演唱风格、舞台呈现，到媒体传播，都使用了新的形式。新民歌歌词较传统民歌更少拘束，《情哥哥去南方》也是因为反映了1994、1995年全国各地的打工潮和年轻人的爱情，“南方的世界多繁华，南方的高楼霓虹亮……千万莫忘家乡的山花香”，与当时年轻人的情感需求相吻合而得到了很多认同。
传统的民歌表演通常画着很浓的妆，穿着隆重的裙子，裙摆几乎不动，舞台上有大型舞蹈配合，而现在更接地气，去掉了繁复的包装，寻求跟观众的互动，“用更新的一种审美，把我们的民歌能够传承和发扬得更好一些，这是我们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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