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大伟：姚明爱心基金执行总监
《中国慈善家》：你曾在不同场合说过，中国公益随着法治化的进行，接下来将进入生态化，在你看来，公益的生态圈具体指什么?
叶大伟：公益的生态圈有很多维度，从大小方面来看，大的、广义的生态圈包括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以及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具体到公益慈善行业里，又有一个小的、狭义的生态圈，比如公益组织、受益人、捐赠人。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有一些公益组织以工商企业、民非的身份注册，另外，没有身份的志愿者团体也参与进来，还有一些媒体，比如《京华时报》公益版、腾讯公益等网络平台，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大家开始意识到公益是整个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后来，相关的教育、研究机构出现，比如中国公益研究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等。再后来，有很多服务机构、公益组织的第三方支持机构出现，比如专门做咨询服务的瑞森德、专门给公益人提供保险的益宝计划，还有专门做财务、法律、人力资源、信息化、传播、倡导等等服务的专业机构。
我理解现在的公益生态圈，已经不单纯是捐赠人、受助人、公益组织的三角形关系。公益行业从最早的三角关系变成一种圆形的生态链，其中除了这三个部分，其他智库机构、服务机构、监督机构、教育机构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大家在这个生态链里共荣共生。
尤其是《慈善法》出台之后，这个生态圈需要很多转变，比如法律的制定，政策的调整，理念、思维模式包括行动方式的转变等等，都非常重要。
《中国慈善家》：目前公益圈有哪些“不生态”的表现?
叶大伟：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公益行业每年的产值还不及废品收购行业的几分之一，这个盘子怎么算也就是一千亿。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这个行业做大做强，做到GDP的1%-2%，就需要共同打造一个良性的生态圈，从公益行业的从业者、受益人、基层的执行方、捐赠人到公益的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和合作伙伴，整个生态链共同发力。
2016年，我听到两个相似的消息，两家专为公益组织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家是做信息化建设的，为公益组织提供专业的系统服务，包括财务管理、捐赠人管理、项目管理等等，之前在北京和郑州都有办公室，2015年时共有超过100名全职人员，但是，去年我听说砍掉了很多部门，因为收入没办法养这么多人。另外一家是做咨询服务的，最火的时候北京、上海、深圳都设有办公室，五六十名员工，但是现在只剩10个人左右。
这两个机构的能力和服务水平我都是比较认可的，他们的专业化水平、市场化思维都很好，为什么会落到现在的境地?要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公益组织在面对专业服务时，购买服务意识薄弱、购买力不强;另一方面，提供专业服务的供应方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专业化、标准化不足，出现发展瓶颈，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因素是影响公益行业有效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购买专业服务对公益组织的发展这么重要?你所供职的姚基金在购买专业服务上是怎么做的?
叶大伟：公益组织要想更好地完成任务、实现目标，不可能只靠自身的人员。首先人员有限，其次他们不可能什么都专业，什么都自己干。所以不管是基金会、社团还是民非，必须把专业的组织拉到一起来工作。比如姚基金搞慈善赛，一个专业的赛事必须要有传播、赛事运营、体育展示等方面的合作伙伴。我们搞慈善赛的核心目标是扩大影响力、筹集资金，那么首先赛事要办得精彩，第二活动组织严密，第三影响力要突出。只靠我们现在全职四五个人，肯定干不好这事儿，如果没有这些合作伙伴，达不到最大影响效果，捐赠人就不满意，下次就不会再给我们捐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中国慈善家》：这些要求也是随着现代公益理念的发展出现的?
叶大伟：对，现代公益机构作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提供者以及社会改良的重要动力，需要的是创新的思维、市场化的本领、专业化的服务。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也需要品牌传播、公关、咨询、法律等服务，这就需要借鉴商业模式，把各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把资源的活力激发出来，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起把这块人人受益的蛋糕做大。只有这样，才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和生态链。
过去的传统慈善是将捐赠人的钱或物资转给受益人，就是一般性的给予。但我们现在讲有效公益，是指一块钱的投入能够带来两块钱以上的产出，同时还能够撬动十块钱的投入，推动改变和进步。如果单纯只是做一个“二传手”，把钱从捐赠人那里传到受益人那里，意义不是太大。现代金融、移动互联这么发达，说得难听点，把需要帮助的人的微信号收集过来，直接发红包、转账就好了，何必还要一个中间组织呢?那是一块钱的投入产生九毛钱的价值，因为你还收管理费。
所以，公益组织要想把项目做好，一定要有市场化思维，学习商业的手段和模式，同时要学会购买专业机构的服务，购买他们服务的同时还要给他们一定的利润(当然可能会低于常规商业的水平)，不然也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慈善家》：购买专业服务不可或缺，为什么一些公益组织仍然意识缺乏、动力不足?
叶大伟：意识缺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道德绑架，这在公益行业里面非常常见。有很多公益人或者公益参与者，自然而然会生出道德优越感：我做公益这么辛苦，拿这么少的报酬(甚至有些不拿报酬)，凭什么你们这些服务机构还要赚我的钱?
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自我绑架，没有站在理性客观、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种意识导致很多公益机构的领导者天然地认为：你为我服务最好是不收费，如果要收，象征性地收一点点就可以了，权当帮忙。包括我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这样的想法。
现在回过头来想，这样做是不可持续的、害人害己的——如果服务机构长期没有利润，就留不住专业人才，机构就关门大吉，也无法再给你提供服务了。
选择专业服务的程序要合规、透明，该招标的招标，该比价的比价，这种程序很重要，而且必须要严肃。但是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公益慈善组织，就以一个远远低于市场价的、不切实际的预算标准要求别人给你达到一个远远高于支付价格的产出。道德绑架，往往既绑架了自己，也绑架了别人。
还有一个问题，目前公益服务专业支持机构的产品和服务良莠不齐，也影响了客户的信心。这就需要有一个公益支持型机构的专业服务平台，助力公益服务行业专业化、标准化发展。例如，中国公益组织服务联盟正在做为公益支持型机构提供集体品牌展示、梳理专业领域课程体系、推动行业研究等工作;再例如，南都公益基金会在2016年发起了两期“服务援”项目，并与中国公益组织服务联盟合作，将优秀的公益服务产品推介给公益组织，并提供采购资金的配比支持。
《中国慈善家》：公益组织的购买能力低下，一方面与自身的资金来源有限有关，另一方面，公益慈善组织的支出受到很多限制。
叶大伟：这就回到我们的政策法规、我们的惯例、我们的思维模式上来了。到底什么是公益事业支出?比如专业机构提供的咨询、财务、品牌传播等服务，最简单比方说制作一个机构的宣传片，可以打动很多人，带来更多的筹款支持，那么这个是公益事业支出还是行政支出?当然不同的项目在具体执行时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但是我觉得在政策层面上，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妥善处理好。如果从一开始，就给购买专业服务的这个行为设置“天花板”，那破题将难上加难。(特别说明：本文为受访者个人观点，与其服务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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