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感
不能做得没文化感。多年公益做下来，陶虹的态度愈见鲜明。
她欣赏黑土麦田的做法—输送优秀毕业生到贫困乡村，培养乡村创客带动当地脱贫致富，形成良性的造血机制。“他们不是做那种单纯拿一把钱撒下去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人也去了，这样才有长期稳定的辅助性。”陶虹觉得这是有文化的公益。
黑土麦田是陶虹和先生徐峥最近接触的一个公益组织，由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中国毕业生发起，联合发起人秦飞从耶鲁大学毕业至今一直扎根农村服务农民，被评为“2016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1月14日，陶虹参加黑土麦田的“今时共此说年丰”活动，帮忙宣传乡村创客的驻村成果“年货篮子”。在这之前，徐峥在黑土麦田北京大学校园宣讲会上，鼓励年轻人加入这个有情怀的公益组织。
陶虹和徐峥对黑土麦田有共同的感受：是有知识的人做的事情，是一件值得帮助的事情。
他俩和黑土麦田接触过多次，商议持续合作的角度和方式。“我们在这件事中不需要得到任何东西，主要是找到对方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然后看我们能为对方做什么。”
“能为你们做什么?”是陶虹每次接到公益组织的邀约后都会问对方的一个问题。多数情况下，对方回答，“您来就行了。”
陶虹不甘，继续追问，“那后续还需要我做什么?”对方往往会发懵，“他们(公益组织)可能也没想过后续还要做什么。”她发笑。
有些时候，一些活动会抛出“您来我给您颁一个奖”的“诱饵”，她更是避而远之，“我为什么要这个奖?我不想要你的奖。”
陶虹曾经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形象大使，但是与其他明星形象大使不同，她一直在给对方提建议，“这个基金找谁做形象大使会比较好”、“你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说得多了，她引起了注意。“他们觉得这个人还挺愿意干这些活的，然后就叫我去做理事、开会提意见什么的。”
现在，陶虹越来越不满足于做“撑场面”这样的表面功夫，她希望做一些持续的、能真正对社会有所益处的事情。她和徐峥正筹备自己的公益项目，初步设想是做一个类似于“安静一分钟”这样的文化倡导型项目。
“现在整个社会氛围比较浮躁，我们希望从心理上稍微改善一下大家的心态，倡导在做事之前安静一分钟，比如，打架之前先安静一分钟、比赛之前安静一分钟，这一分钟帮我们回到自己心里面，让愤怒和紧张离开。”
1月中旬，陶虹到北京新阳光病房学校做志愿者老师，首次实践“安静一分钟”。新阳光病房学校是她和徐峥在去年“99公益日”梳理很多项目后选择并主动找上门的，“它让那些因为生病没有机会回到学校上学的孩子不断掉学业，”陶虹说，“这是一个我们愿意长期去做的项目。”
在现场，她请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在上课之前闭上眼睛安静一分钟，“这种偏文化感的项目不可能看到明显效果，是什么感觉只有参加的人自己心里知道。”她自问自答，“但它值得我们做吗?我觉得非常值得。”
平等
陶虹淡出公众视野已久。2008年，女儿徐小宝出生后，便鲜少看到她的影视作品。
很多人问她原因。她心里也清楚，抽离娱乐圈，名利俱损。”但是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的精彩。” 陶虹说，她已经在适当的年龄得到了一切。
她的人生足够精彩，她自己甚至用“过于繁华”来形容。作为花样游泳运动员，她获得过全国冠军和世界杯第五名的成绩;作为演员，第一部戏即出演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就读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后成为专业考试第一个拿满分的人，25岁便因电影《黑眼睛》摘得大马士革国际电影节、金鸡奖、华表奖三料影后。
运动员经历令陶虹深信内在力量的重要。那些黑幕，行贿、黑哨……她听闻过，“多的是”。“那你因为这些事就不练了吗?或者你因为这些事就失望了吗?”她学会依靠内在的力量去抵御。“那些事说到底还是外在的事情，内在的事情是你练了一年你看到自己的进步了吗，你如果进步了谁也抢不走对不对，你成长了谁也抢不走，这个才是跟你有关的，那个是跟他们有关的。”
名声最盛时，她亦看得很淡。“也许是我一开始就享受到了(成名)，所以现在就没那么在乎了。”她最喜欢的书是《百年孤独》，“它以现实主义魔幻的方式讲了一个特别大也特别简单的真理：你看到的这些繁华，真的就是你看到的繁华。”
很多时候陶虹的经纪人对她很是头疼。她时常一身随意装扮就出门，被人拍到素颜的、不修边幅的照片放到网上，自己也被逗乐。“我有时候特别不拘小节，稀里糊涂地出门就把(形象)这些事儿给忘了。”
她很享受像平常人家一般陪孩子过柴米油盐的家庭生活。于她而言，一个没有生活的演员不是真正的演员，“他整个体会到的生命跟大众跟生活没有关系。”
这也是她喜欢演话剧的原因，“排话剧的时候还有生活，拍影视剧的时候是没有生活的。”她希望给孩子一个正常的家庭节奏。
影视剧放慢脚步的这几年，她把工作重心放到话剧上，出演的《建筑大师》《四世同堂》《长夜》都是叫好作品。
“相比影视剧高效、快节奏的拍摄方式，话剧舞台更纯粹，艺术性、批判性更强。”陶虹喜欢这种经过思考和沉淀之后的表演，每一次演出都是不可复制的，每一次表演都可以通过情感和意识与观众交流，获得反馈。
她也会去演一些公益场，到一些完全不看话剧的地方巡演，“一个戏便宜到十几二十几块钱一张票，或者甚至是不要钱，你还是要去演，要让大家看到话剧是很好看的，让大家都可以看。”
她甚至把演出话剧看成一份责任，“如果能用我作为演员的影响力，让更多人走进剧院，能为话剧出一份力也是好的。”
有评论说，陶虹有一线花旦的实力，却没有一线花旦的野心。
而她自己觉得，她早已过了登上娱乐头条的阶段，她心里清楚，用明星身份做更多实事，快乐会更多。
除了出演话剧，公益成为这几年里陶虹几乎惟一保留的活动。走过“糊里糊涂”的阶段，面对太多邀约，她学会了去判断，去甄别和评估。
“如果不清楚为什么做一件事，不清楚做这件事是干什么的，稀里糊涂把事情做完，就等于是没有跟自己(的心)在一起。”
作出选择后，她每每深入其中。
2014年，壹基金邀请陶虹参与发起为雅安地震灾区小朋友放映电影的公益活动“映象大篷车”。她跟对方讲，“我们号召别人捐钱，但具体的事情都是工作人员在做，既然参与了这个活动，我希望有机会到基层去。”对方很是惊讶。
这一年的7月14日，陶虹探访了壹基金在雅安的震后重建项目，在宝兴县灵关镇的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担任了一天的临时站长。她带着孩子们玩游戏、唱歌、做手工，为他们放电影。
2016年4月，关爱自闭症儿童的蓝丝带公益骑行活动于上海滴水湖举办，陶虹主动要求全程参与陪同骑行。主办方原本只是邀请她来参加发车和颁奖仪式，对于这一要求亦吃惊不小。“来都来了，就一起骑吧。”陶虹说。最终，她陪同一位11岁的自闭症小选手骑完24公里全程。
这些参与让陶虹看到更多的生命样式，“你会知道你拥有的多，你就应该拿出来更多，这是一个生命平衡。”她亦看到了平等。“在这个为别人付出的人群中，你是其中一分子，那些默默无闻的、你从来不知道他是谁的人，你能看到他们身上有多么优秀的闪光点。”她为此充满感激，“每一次参加公益活动，我都是被感动的那一个。”
常态
母亲对陶虹影响甚深。
在她的印象中，母亲对人的好，不可思议：会为喜欢的一个孩子连着织十几件毛衣;有亲戚家里条件不好，会替人家准备吃的用的一切东西。
母亲腿脚不好，陶虹曾经代劳，为她给别人送过一次饭。之前母亲已经连着多日把饭菜带出去，都是鸡鱼之类的营养餐。待到进得对方家门，陶虹才发现那位阿姨跟母亲并不相熟，不过是新近认识的一位舞友。因为家人都在国外，生病无人照顾，母亲便天天做好饭菜给人送去。
母亲的想法很简单:别人需要帮助，而自己能够提供帮助。
母亲给陶虹攒下很多福德，“她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对我特别好，就是因为我妈妈当年对他们特别好。”
陶虹希望，自己也能给女儿徐小宝带去些什么。
到新阳光病房学校做志愿者老师时，陶虹把徐小宝给带上了。多年来，她和徐峥把徐小宝“藏”得很好，惟一的几次露面，都是做公益。
母女俩需要做的，是给孩子们讲故事和做手工。提前四天，她们把准备工作做得足足的，故事练了一遍又一遍，每个手工都完全学会，“希望到时候表现好一点。”
因为病情和药物的原因，部分孩子精细动作的能力降低不少。徐小宝一直忙前忙后，帮着那些不过三四岁的孩子一起做手工。见到有几个小朋友落了单，坐在角落里，她特地跑过去陪他们一起玩。
“她表现得特别好。”陶虹很高兴，“她已经从被照顾的角色转变成照顾人的角色了。”
2014年，陶虹探访壹基金在雅安的震后重建项目时，徐小宝也一起去了。从未到过乡下的徐小宝一直趴在妈妈的身上不肯下地，很害羞，“不知道怎么跟别的小朋友互动。”
陶虹带着她一起跟小朋友们玩游戏、做手工，慢慢地，徐小宝开始融入其中，主动表演节目，和大家一起跳舞，高兴得很。
陶虹看重这种融入，“让她知道什么叫平等。”
她从不跟女儿讲大道理，她甚至对她没有期待，“那是她的人生，我期待的是我的事，就算我有期待也不应该强加给她，她有她的感受，我没法替代。”
但是，她给徐小宝说过一句话：“我不需要你成功，我希望你的生活能够精彩。”她的判断标准是，“精彩有的时候不是给别人看的，成功通常是给别人看的，别人会定义你成不成功，但精彩这事儿只有你自己知道。”
妈妈是孩子的一面镜子，陶虹希望，在潜移默化中，女儿也慢慢养成公益的意识，“就像公益在我的生活中是一种常态一样，我也希望她从小觉得，这是她生活中应该有的一件事，是人生中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习近平寄语新闻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