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来自清华、人大、中大、台湾政治大学的五位公益研究院院长在世界公益论坛闭幕式上就公益研究机构的发展展开了圆桌对话。

　　9月6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世界公益慈善论坛闭幕。闭幕式上的圆桌对话，请来了五位高校公益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江明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国际院长、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郭超。

　　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刘培峰的主持下，院长们就公益智库如何建设发展展开了对话。那么，作为公益行业的智慧来源之一，目前高校公益研究院究竟能做什么，在做什么，他们对公益行业又是怎么看的呢？

　　如何从小作坊到研究院？

　　刘培峰：中国的研究院过去都是自留地、小作坊，组织的人格和创始人的人格高度统一。现在大家都在变化，怎样从个人魅力型的组织转向一个常规组织？

　　郭超：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国际院长，其实主要是辅助常务院长。刘老师说每个中心或者研究院都和创始人的人格有很密切联系。人民大学比较特殊，就是有双重人格，有康晓光老师的人格，现在多出一个国际院长。从治理结构上讲，是一个违反科学的设计。但我们主要想怎样能通过一个治理结构上的创新，把本土化和国际化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结构，既使研究院有延续性，同时也能不断地把新想法带进来。

　　朱健刚：我认为有三个要点去推动可持续发展，第一个是要有好的长远战略，既要让学术界认为可行，也要让捐款人认可。第二，人非常重要。我只是执行院长，我们的院长是副校长，据说是良心最好的一个副校长，非常重要，在政治上保驾护航。第三，钱很重要，钱真是很难，我去负责筹款，还学了好多课程，发现没有多大用处。我们要跟慈善家去募捐，我想有了钱、有了人，有了总是让人激动的战略就能持续下去。

　　江明修：我们是学院，跟研究院的情况不太一样。台湾整个学制跟大陆不一样，我们的院长是经过全体选举，委员会通过，再校长全选，所以很复杂。我们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跟研究院比较接近，刚才朱健刚讲钱很重要，其实我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你想做什么事，一定要讲得很清楚，会讲故事，当你把你的愿景讲清楚的时候，钱和人都会来加入。

　　康晓光：机构如何从个人魅力型一直到制度化的阶段，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问题，实际上所有的机构文化都是老大的性格，领导人的禀性和机构文化是紧密相关的。有一个开阔的心胸特别重要，这方面王名做得就特别好，一直在努力地搭平台，非常包容、圆融，就是海纳百川。

　　王名：坐在这个台前的我们五位，其实我们都在改变历史，我们还不是处在历史的节点上，我们都处在起点上。组织的改变，我是去年开始面对这个问题，原来还可以，反正就按自己的性格做就行，但后来发现不行了。我非常认同健刚说的，第一个是战略，我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做战略，最后凝练出来的愿景有八个字“卓越公益，化成天下”，我们又提出了研究框架。第二个是人。第三个我认同江老师讲的是事，一定要找到当下你必须要做的，同时又能够集中力量去做的几件事情。我们过去一直在找，一直没有特别明确。

　　公益慈善学科核心要做什么？

　　康晓光：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研究、政策倡导、舆论影响或者参与一些实务的工作。在这些背后又是为了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培养人，我们为什么要培养人?我们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再往前，什么叫积极的影响?我们到底希望什么样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

　　如果对人生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把握不住的话，我们就说不清，甚至为什么要大学和研究院我们都搞不清楚，搞不清楚的时候，也可以稀里糊涂地随大溜去做。

　　郭超：康老师刚才高屋建瓴地讲了很多，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开会他还很恐慌地跟我讲说我们做什么?作为一个研究院，接下来到底战略重心在什么地方，你要推出什么样的产品?说句实在话，目前没有很好的答案。

　　朱健刚：我们大概做三件事，第一方面，我们着重研究公益慈善与国家治理，因为我们的愿景是想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通过公益转型去推动社会的转型，通过社会转型去倒逼国家治理的转型。第二是立足实验，主要是在珠三角探索社区实践，通过地方实验产生一些政策性的建议。第三个，培养人才。

　　江明修：我不是辩论，而是否定。我觉得朱健刚这三点中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应该先谈第三点，就是培养人才。前面两点，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给国家政策，一般来说都是自嗨而已，或者跟学生吹吹牛的。这个东西要抱着一个希望，是有希望的。

　　王名：我比较认同江老师，首先是人才培养。晓光刚才讲的困惑我也有，强烈地感受到我该做的事情和我能做的事情之间有很大的张力，因为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后来让我解脱的是，觉得为年轻人搭一个平台，是更多地为有志于这个事业的人提供一个更好的舞台，这样就有一种释然。所以培养人就成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事。另一个与此相关的，抓住一些重要的机会，推动可能的变革。

　　如何面对现在的环境？

　　康晓光：刚才有人讲“无欲则刚”，我觉得大欲则刚，当你有大的欲望的时候才能把其他的欲望都放下，当你把其他的欲望都放下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上就可以刚得起来。知之而定，而静，而得，大学之道是讲得很透彻的。就是说公共领域的殖民化，资本的力量和权力都在往这里伸手，都对公益和社会在指手画脚，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权力对我们的欺凌，结果资本的力量又进来了，而且这两个力量再一联手，我们这个领域简直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今天我觉得比十年前承受的压力还要大，因为资本的压力很温柔，渗透力更强，让你更难以去抵御。所以在这个时候说难听一点，既要立牌坊，又要做婊子，这个事非常非常难，是对我下半生非常严峻的考验，好在再做两年我们就解脱了，有更多优秀的人来接手，我对自己不抱希望。

　　江明修：刚刚朱健刚基本上装着很悲观，其实很乐观，晓光看起来很悲观，他其实真的很悲观，因为我觉得他长久在中华文化的沉浸之下，整个中华面临着很大的冲击，怎样去对接西方文明。我觉得必须有一个自主性的文化觉醒，不然在吸收西方思想的时候会很失落，而且也没有办法太深入。我们还要足够开放一些，你的自主性就会强。同样我们对企业和政府的态度也是这样的，不必跟他们讲说我们是“婊子”，即使是你心里面很像，也不要说自己是“婊子”，但是也不要说自己立贞节牌坊。做事的时候不断地内部对话很重要，包括政府、企业，甚至跨文化之间的对话。基本上我是乐观的，从十年、二十年的角度来看，也许看到很多退步和进步是并行的，可是常年来看这个还是进步的，只要你保持足够的、整体的开放性。

　　朱健刚：关于环境方面，我是非常愿意相信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好的一面，我觉得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激发内心中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我以前也做一些实务，我没有特别身上很干净的感觉，我认为在中国要做点事，肯定要沾点泥的，对我来讲就好像这方面不是那么强烈。当然最重要的是价值观，人家觉得你还是那样的人，装也装不出来，康老师怎么去立牌坊还是康晓光。我们是依托在社会工作系，社会工作系有一个口号，我们立足地理的南方，关切价值的南方，关注全球的南方，始终是我们这套思想的基本。

　　怎样在国际合作中讲好中国的故事？

　　王名：廖晓义在曲阜做的实验，把儒家文化跟社区的重建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中国故事。我们更希望社会转型、重建过程中间发现一些鲜活的故事，把这些故事的共性、规律，用学术的话语能够挖掘出来，也用一些国际能够接受的话语来讲这种中国故事。

　　康晓光：以后如果时间特别短，不要问一些通天掘地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大。笼统地说，首先你要热爱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历史要有一个亲切感，对于它的未来要有必要的信心，而且愿意把自己人生的幸福和它绑在一起。首先是情感的问题，然后是立行的问题，治理问题倒是其次，资源的问题也不是太重要，今天中国的也不缺钱，也不缺人，所以我尽管对当前的一些事情不满意，但是我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

　　江明修：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我喜欢听的是一种乡野的故事，很小很小的故事，而且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小故事，这个时候就会出来一个更美好的大故事。一开始用大来剖题的时候就很危险，我看到宁波有个学者写的一本《天同道上》，他说宁波地区的慈善1949年以后断掉，真正1995年开始恢复，这些故事都不能不谈。所以要从未来学习，可是过去和现在都要去谈到文化的根本，是什么造成这些制度或者这些故事出来?这些反思对中华文明和西方的整个对接都是非常关键的。

　　朱健刚：我们要创造中国故事，在珠三角做实验，介入到当地的地方社区的发展过程中，慢慢地去从服务到治理的转变，到社区文化再造。所以生产和创造中国故事是我们的一种手法吧。

　　(根据现场实录有所删减)

　　■ 本报记者 王会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