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明敏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坝湾小学外，黄浩终究还是没能守住他开设了近5年的小卖铺。2011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家营养改善计划”后，提倡校方加强学生营养，得到不少社会组织响应，这一度被黄浩看成了小卖铺“腾达”的优良机会。但随着计划的实施，他的生意竟每况愈下，这使得黄浩觉得度日如年，几番挣扎后，他最终无奈关掉了苦心经营了5年的小店，改作它行。

　　击垮黄浩的并不是他的经营策略问题，而是紧邻的这所小学在国家营养改善计划政策下开启的一门名为“食育”的课程。校内开设的课程和校外经营的店铺，两者本该毫无联系，眼下却发生了连锁反应。

　　国家政策与民间“两翼”

　　2011年10月2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699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中开展试点，中央财政按照每人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后又升至每天4元。同时，统筹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切实改善学生就餐条件。

　　张倩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营养安全研究所主任，2011年国家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后，她所在中心承担起了这一计划的监测和评估工作，在张倩看来，国家营养改善计划前、后孩子身体状态呈现着明显变化。

　　“2011年之前，冷锅、冷灶、辣椒拌饭在贫困地区学校并不新鲜，有些地方孩子中午不吃饭，晒会儿太阳，下午放学就回家也是常事。2011年之后，有了国家营养改善计划投入，一些学校想着法子给学生加餐，孩子吃饱饭的问题逐渐缓解。”张倩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但张倩也同时看到，即便让孩子吃饱饭，有些学校的营养搭配仍然有着提升空间，怎样让孩子吃得饱又吃得好成为张倩的下一个担忧。

　　张倩的担忧并不无道理，除了国家推行“营养改善计划”外，民间也有着不少社会力量关注到了贫困地区学校的营养问题，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加餐”项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健康活力计划”项目，在国家这张“营养改善计划”编织的大网下，正为其积极添砖加瓦。

　　几年下来，不管是国家政策还是民间发力，在孩子营养问题上都显得是那样的殊途同归。

　　从“吃饱”管到“吃好”

　　2012年3月，“国家营养改善计划”推行至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至今还担任该区教育局营养办主任的杨宗浩还记得，国家政策性4元一天的营养餐补贴肯定是好的，但究竟怎么实施，效果如何评估令他当初有些犯难，而有了社会组织参与后这些问题又迎难而解。

　　“当时为了完成国家营养改善计划，请了云南大学营养研究所的专家来制定食谱，想要让学生们吃得饱，又能吃得好，这可并非易事。”杨宗浩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早在2009年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走访了安徽、云南两省后，发现当地学校营养缺乏的现实，开始在两地援建100所“希望厨房”，并引入“亿滋中国”企业加盟。这一年，中国青基会正式向公众推出“希望厨房”公益项目。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共计有372所义务教育学校，共计89052人，一些学校的厨房设备设施很差。国家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后，通过社会组织力量介入，隆阳区现在已经有19所学校获得了“希望厨房”设备。厨房改造了，吃饭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如何才能吃得更有营养却成了新课题。

　　2014年，中国青基会、中国疾控中心和亿滋中国，三方又推出“亿滋希望厨房——营养健康活力计划”，旨在通过“营养教育”、“美味菜园”、“积极运动”三大项目，帮助农村学生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意识，为农村地区开展营养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模式。

　　而另一家社会组织，作为国务院扶贫办主管的全国性扶贫公益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则于2008年打造出通过“牛奶+鸡蛋”方式提供营养加餐的“爱加餐”项目，构建着“四位一体”的公益模式。2010年又启动乡村爱心厨房项目，2013年开始尝试农村地区营养知识宣教。

　　从2014年起，中国扶贫基金会又携手新的公益伙伴如新集团助力“受饥儿滋养计划”项目，共同发放“蜜儿餐”餐食，通过大麦片、扁豆、大米和一些微量元素科学配比而成，该餐食为儿童成长提供了必备基本要素。至此，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四位一体”营养改善计划模式正式形成。

　　“VA、VC、B1、B2、钙、铁、锌，这些必备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很有针对性，这相对于过去孩子们毫无意识的饮食习惯和单一的饮食结构，这些食物使得贫困孩子的营养会有着实质性的改变。”张倩说。

　　而不管是中国青基会通过菜园种植的“自给自足”，还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直接为贫困学校学生提供科学配比的食物素材，这两者都极大丰富了“国家营养改善计划”的内涵。

　　溢出的“食育”效应

　　在2011年11月“国家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的步骤下，民间社会组织也正向着各自目标迈进着，即便是项目间有着差异，但也存在不少相同点，这些相同点共同反映着当下“国家营养改善计划”的薄弱环节。

　　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加餐”项目规划，将通过营养加餐（蜜儿餐）、爱心厨房和营养宣教等方式，有效改善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状况。

　　而按照中国青基会“营养健康活力计划”安排，凡是在“希望厨房”进驻的学校，均按照“美味菜园”、“营养教育”、“积极运动”三步走计划来实施。

　　两家社会组织将“营养教育”看成是贫困地区中、小学营养改善前、后最重要的一环，而在实施过程中这也一一得到了被推广学校的认证，部分地区还引起了溢出效应。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有19所学校被中国青基会“营养健康活力计划”覆盖，目前已有10所学校获捐“希望厨房”，剩下9所将逐步覆盖。

　　坝湾小学是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一所完全小学，也是被“营养健康活力计划”覆盖的19所学校之一。2012年，学校在拥有希望厨房的基础上开垦了5亩“美味菜园”，建起了猪圈，开启了“自给自足”的生活。

　　2014年7、8月间，该校的几名老师被通知到云南省保山市和上海市参加“食育”课程培训，这个消息传开后，在全校引起了不小震动。“食育”课程是个啥?怎么上?对于这几名被选为培训对象的老师充满着好奇。

　　几天培训结束后，老师们很快就回到各自工作岗位，以每周一节课的节奏开始教授这门“食育”课程，但却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之前，一家售卖辣条等零食的小店矗立在坝湾小学校门口，在未推广“食育”教育课之时，小店生意一直红火，但自从学校推广“食育”教育课程之后，小店生意一下子一落千丈，老板黄浩最终被迫关门转行。

　　这种教学“效果”很快传开后，隆阳区一些未被列入“营养健康活力计划”的学校也纷纷前来取经，希望能够获得“食育”教育课程的培训。

　　“正是‘食育’教育开展后，出现这样的活生生的案例才会使得我们对‘食育’教育愈发有信心。”李宏伟说。

　　而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加餐”项目的“营养教育”也兼具特色，不光通过培训当地教师、家长，还将学校食堂一线的配餐、蒸煮的师傅、食堂大妈等群体也一并拉入“营养教育”培训计划之中，这将营养培训教育“深入人心”。

　　“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有可能酿成事故，对于孩子的负面影响来说可能会伴随很久，通过适当培训讲解基本营养知识就能避免事故发生，对于食物链各个环节的参与者培训就显得十分必要。”中国扶贫基金会母婴项目部项目官员王珞玮说。

　　2015年11月25日，蜜儿餐项目的志愿者深入云南省怒江州洛本卓白族乡格甲小学，进行蜜儿餐探访，为当地孩子培训营养教育课程。

　　针对这“食育”教育的最后一公里，张倩指出：“提供的食物孩子能不能接受，这跟孩子饮食行为和营养知识有很大关系。开发系列营养教材和宣传材料，就是要构建一种多位一体的模式，针对特定人群进行培训，这比单纯给食物效果会更好。”

　　光环与挑战

　　从2011年起至今，国家施行“营养改善计划”已经基本覆盖全国699个贫困县。而从次年开始，一些机构对于这份“国家福利”的监测就从未间断。

　　首次由民间组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评估报告》显示：“基金会对营养改善计划覆盖的18个试点省的23试点县的4781名10-12岁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进行了体质检测，结果显示，各年龄组男女生的平均身高和平均体重均高于2012疾控中心对同一人群的监测数据。其中男生平均身高增加约2cm左右，体重增加约1kg左右;女生平均身高增加约1cm左右，体重增加约1kg。”

　　而作为社会力量参与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青基会两方也有着不俗的业绩。

　　作为社区的标志性公益项目至2015年底，全国共建成300个中国青基会“亿滋希望厨房”和40个“美味菜园”，15万名农村学生因此受益。

　　而截至2014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加餐”项目已覆盖全国7省，为16万人次贫困地区儿童提供了近3200万份的营养加餐，建立了600多个标准化的爱心厨房。

　　第三方的专业监测机构，2011年开始张倩所在的中国疾控中心食品营养研究所开始对“国家营养改善计划”进行监测评估，同时也关注着民间组织营养实施项目。

　　在张倩看来，民间力量投入的营养改善项目，在实施的三、四年以来，贫困农村孩子的平均身高和平均体重水平都有所增长，另外贫血率指标下降，抵抗力指标上升。

　　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2014年实施的爱加餐（蜜儿餐）项目进行干预组合对照组监测，得出一份报告数据。

　　数据显示，“蜜儿餐营养补充半年后，女生干预组和对照组平均体重分别增长了2.9kg和2.0kg，干预组女生体重增长值大于对照组，但并没有增加干预组的肥胖率。另外，干预后血清维生素A浓度干预组增长值大于对照组，总的增加值干预学校为63.5ug/L大于对照学校的48.9ug/L。”

　　而对于中国青基会“营养健康活力计划”的监测，中国疾控中心食品营养研究所于2014年6月选取了覆盖的5个县涉及的10个学校，每个县选择3所学校从“认识”、“态度”、“行为”升高体重，体制指数(BMI)，通过调查问卷和体侧进行测评，结果发现总体来看营养“知识”认知有显著提高，早餐就餐频率增长不少。同时，体重和贫血指标都有不同程度上升和下降。

　　“当前，改善农村儿童营养状况，社会组织、企业投入了大量精力，形成各式各样非常有力的改善模式，希望这些好的做法能够影响到国家政策，通过各方面的力量来整体推进国家儿童营养状况的改善。”张倩说。